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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政商关系的市场魔咒

发布时间:2021-01-21 16:06:25 阅读: 来源:杂质泵厂家

畸形政商关系的市场魔咒

张荣坤本身就是一只“股票”,暴涨暴跌折射出中国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政商关系之殇”。  在建立更规范的公权力约束体制和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之前,张荣坤式的悲剧仍然会不断重演。掌握审批权与公共资金的官员和敢闯敢干的投机企业家的相遇,所构成的正是改革史背景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网络。

在这一特殊的政商关系网中,权力提供了风险投资与市场竞争的各种便利并参与分利,而民企商人则充当了行贿者与财富制造者的双重角色。公权力的把控者通常更为主动,居于“剩余索取权”的有利位置。  成长于苏州小户人家的张荣坤秉有江南人特有的精明干练和经商思维。张荣坤的商业成功之路,大体有着如下特征:第一,通过早期创业积累人脉与经验,屡败屡战,熟识人情世故;第二,重资本操作,轻实业积累,属于“风险玩家”,积累周期长、成效慢的实业之路对他没有吸引力,显示出这批创业者的前瞻意识和浮躁心态;第三,炒作期货小试身手,积累第一桶金;第四,通过上层走动与普遍行贿营构地域性政商关系网,为进军上海做铺垫;第五,以政商关系获取核心项目,以项目融资获取银行与社保双向资金流,以融资融券开展股市坐庄与风险投资。  这些成长特征并非张荣坤独有,而是他们这一代改革企业家分享的成功心法。只是张荣坤运用得更加自如、成长更快而已。1973年出生的张荣坤,2002年即获选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青联常委,2005年荣登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16位,其时不过30岁出头。  其跌落速度亦同样惊人,2006年即卷入上海社保案,2008年以五宗罪获刑19年,个人资产被清算殆尽,核心企业遭受重创。更关键的是,以陈良宇为首的政商关系网破裂,张本人又身陷囹圄,“福禧系”神话告吹。  张荣坤其祸福荣辱并非铁定,而是建立在权力的流沙之上。法治转型期的“腐败”不同于常规法治状态下的腐败,对掌权者一方固然是权力寻租,但对于行贿者一方则多少有着制度不健全背景下的无奈。  张荣坤能够一路凯歌,在于其掌握并实际运用了某些特殊技法:第一,保持良好的商业信誉和贿金支付承诺,让合作者感觉到诚信与安全;第二,与模特经纪公司合作,提供高质量的“性贿赂”;第三,盯住“秘书”接近领导,掌握中国官场公关套路。张荣坤能够成功对银行、社保基金实施大规模融资,与其通过“秘书”线索搞定陈良宇等沪上最高权力者有着直接关联。  至于陈良宇案发,并非普通商人可测,甚至张荣坤这样的灵机人士亦不能免。这说明,非法治的政商关系,再高级别亦有风险,只是风险大小与管理技术的问题。对于风险玩家张荣坤而言,不涉及此类风险,只做诚实守法企业家,断难满足其暴富之欲。因此,他选择了“高层”路线。  在中国的法治与市场转型期,多起政商贿案的司法实践表明,“秘书”是一个疏通与维系政商关系网的关键环节。对于掌权者而言,核心秘书类似于“总管家”,必为心腹高能之人。通过秘书对外联络、侦查、识别与认证可合作的商业对象,也是权力寻租产业日益成形与规则化的理性套路。  张荣坤深谙中国的“领导—秘书”人身与利益辩证法。因此,治理中国畸形的政商关系,尤其是制度化反腐败,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规范秘书行为。秘书本是一个附属性、辅助性的功能角色,但在领导们精力不济或不便出面的条件下便经常性地充当“代理人”角色。中国的吏治,需要建立科学的秘书学和秘书治理机制。  时至今日,畸形政商关系依然影响着中国市场与法治规范发展进程,同时也构成对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非法治的政商合谋,如同一个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所形成的不过是权力寻租与商人疯狂的协奏曲,代价是行贿受贿,公共资金被挪用,国有银行信贷危机,市政工程扭曲不灵,一群人风险狂欢,在付出巨大的公共利益代价之后黯然落幕。  整治畸形政商关系、防止张荣坤式悲剧的出路还在于国企和民企的市场平权、政府管制权力的理性配置与法治化、透明公正的公权力运行体系以及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当下行政领域正在开展的简政放权和建立更规范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制度性努力,是值得期待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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